史丹佛學者揭示四手聯彈鋼琴演奏的驚人文化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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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研究教授艾德里安·道布（Adrian Daub）通過對 "four-handed monsters" (四手怪物)的研究，探討了19世紀歐洲的社會習俗——當兩位演奏者的手在同一架鋼琴上交織時，這是一種既讓人著迷又讓人反感的現象。

奈特·斯隆 | 2014年12月19日

在19世紀的歐洲——

早在黑膠唱片、CD或MP3出現之前，想聆聽最新的貝多芬交響曲只有兩種方式：要麼你很幸運能在當地音樂廳聽到現場演奏，要麼你得在家裡自己演奏。

當然，不是用整個樂團，而是透過鋼琴改編曲，這種改編將交響樂中的小提琴、雙簧管和低音號壓縮到一個鍵盤樂器的大譜表上。而為了真正模仿整個樂團的音域，業餘愛好者會進行「四手聯彈」，兩位鋼琴家並肩而坐演奏。

這種近距離接觸的二重奏在新興的中產階級中迅速流行起來。歷史學家愛德華·科恩（Edward Cone）將這些演奏者稱為「四手怪物」( “four-handed monsters” )，這既是對這種風潮的讚譽，也反映了其帶有醜聞色彩的污名。

史丹佛大學德國研究副教授艾德里安·道布(Adrian Daub)說：「四手聯彈鋼琴提供了一個允許甚至渴望觸碰和靠近的安全空間——這在當時是很不尋常的」。

道布以科恩的描述作為他的最新著作《四手怪物：四手聯彈鋼琴演奏與十九世紀文化》的書名( Four-Handed Monsters: Four-Hand Piano Playing and Nineteenth-Century Culture.)，探索了這個已經被大多數人遺忘的現象。

道布說：「四手聯彈鋼琴演奏‘縮短了嚴肅音樂家與完全業餘愛好者之間的鴻溝」。

「這對19世紀最偉大的作曲家來說是一種受歡迎的表現形式，同時也被視為一種備受指責的派對遊戲——相當於‘扭扭樂’(Twister)的社交遊戲，為‘庸俗’的中產階級所設(for the ‘philistine’ bourgeois)。」

補充說明

「philistine」和「bourgeois」這兩個詞在這句話中的意思具有特定的文化背景。

Philistine： 這個詞源自《聖經》中「非利士人」的稱呼，但在現代語境中，它被用來形容一個對文化或藝術沒有興趣或欣賞能力的人。換句話說，philistine 指的是一個對高雅藝術、音樂、文學等缺乏理解或輕視這些事物的人。在這裡，它暗指那些不懂得四手聯彈真正藝術價值、卻將其視為娛樂的中產階級。

Bourgeois： 這個詞來自法語，意思是「資產階級」，通常指那些中產階級的人。在馬克思主義語境中，這個詞常帶有貶義，指那些追求物質和經濟利益、缺乏藝術文化品味的人。在這句話中，bourgeois 指的是當時的中產階級，這群人經常把四手聯彈當作一種社交活動，並未真正理解其藝術價值。

這兩個詞結合在一起，表達了當時對四手聯彈的複雜看法：它既是高雅音樂的載體，也被一些人當作庸俗的社交遊戲，這種對比反映了當時的文化分歧。

道布的研究使用了多種音樂和文學資料，首次探討了這種極具親密感的傳統的文化價值。

根據小說、回憶錄和書信的資料，道布的研究揭示了19世紀如何通過四手聯彈鋼琴演奏來表達圍繞創造力、工業化、性、道德和政治等方面的焦慮。

道布之前的研究項目包括探討理查·瓦格納(Richard Wagner )與性學的關係，以及19世紀婚姻的形而上學，這使他具備了獨特的視角來審視四手聯彈現象，以及它所帶來的「危險與烏托邦式的承諾……向我們揭示了19世紀的諸多面向。」

正如道布所說，「令人難以置信的是，人們能夠從這種在現代人眼中看來非常無害的活動中解讀出如此多的內容。」無論這是出於對道德敗壞的恐懼，還是「承諾提供一種與異性或更廣泛的人群互動的更好方式」，四手聯彈「承載的意涵遠遠超過其他類似的表演形式。」

史丹佛大學音樂副教授希瑟·哈德洛克認為，道布的研究對音樂學術研究有重要貢獻。「直到最近，改編和編曲都被視為缺乏藝術價值或歷史意義，」哈德洛克說。

然而，道布的研究是矯正這一忽視的第一步，揭示了19世紀的四手聯彈鋼琴二重奏如何超越了沙龍的界限，產生了更廣泛的影響。

浪漫的底蘊

隨著鋼琴在19世紀變得越來越負擔得起，越來越多的中產階級家庭將這種樂器視為家庭生活的核心。雖然鋼琴獨奏從未過時，但四手聯彈所帶來的更廣泛的音樂範圍和社交互動得以流行。

「四手聯彈改編曲成為了各類音樂在私人或半私人領域中消費的標準方式，」道布說。「從簡單的華爾茲到馬勒交響曲等大型作品，四手聯彈皆可勝任。」

史丹佛大學音樂教授湯瑪斯·格雷表 (Thomas Grey) 表示：「四手聯彈橫跨現代鋼琴的整個音域，兩位演奏者可以在家中的私密環境中重現幾乎任何曲目。」

道布精通音樂與文學，他從19世紀的資料中收集了大量與四手聯彈相關的引用。他不僅收集了四手聯彈演奏者的參考資料，還通過數位資料庫進行了深入研究。

從威廉·薩克雷到查爾斯·狄更斯，再到托馬斯·曼，四手聯彈在當時的著名小說中都有出現。

甚至哲學家弗里德里希·尼采也寫過相關的文章——並創作過四手聯彈作品，他說這些作品「可以被視為好婚姻的占卜棒。」

道布說，這些「短暫且往往平淡的插曲被轉化為對更大現象的短暫一瞥，而這個現象本身在當時過於平凡，以至於無人討論」。

道布認為，四手聯彈的流行很大程度上源於其浪漫的底蘊。例如，他引用作曲家羅伯特·舒曼的話說：「四手聯彈作品讓我們能與心愛的人一同沉浸在幻想中，前提是她會彈鋼琴。」

道布總結道：「鍵盤上的共奏成為了婚姻共鳴的象徵。」

被迫的親密

然而，四手聯彈也有黑暗的一面：當手指觸碰，身體靠近並形成和諧音符時，隱含的情色可能性隨之產生。

作曲家們充分了解這種情況，透過精心設計作品，使手指重疊交織，盡可能增加接觸。

道布引用小說家威廉·薩克雷的話：「一場美妙的四手聯彈二重奏，錯在鍵盤上跳躍，頭也越靠越近，啊，二重奏，啊，遺憾。」

同時，四手聯彈在文學作品中也常被用來傳達禮儀和美德的觀念。道布引用了狄更斯《大衛·科波菲爾》中的一段內容，來評論四手聯彈鋼琴如何反映當時的社會道德規範。

小說中的敘述者，在觀看兩位年輕女子的演奏後，開始重新評估其中一人的道德標準：

「她臉上的純真美麗對我來說不再那麼純真；我開始懷疑她自然的優雅與魅力；當我看著她旁邊的艾格尼絲，並想到她是多麼善良和真誠時，我的內心升起了對這段不合適友誼的疑慮。」

在道布的解讀中，敘述者對所愛之人的看法轉變，是通過觀看她演奏四手聯彈而產生的，音樂揭示了她「真實」的性格。

四手聯彈鋼琴也成為了一個強大的政治象徵，因為這種合作和團結精神體現在了演奏的過程中。

音樂學者漢斯·摩爾登豪爾在1950年流亡納粹德國後，懷著深情回憶四手聯彈演奏，他寫道：「獨裁統治在四手聯彈演奏中沒有立足之地。」

道布對此評論說，摩爾登豪爾有著「明確的觀點，認為四手聯彈演奏不允許‘元首原則’的存在。」對摩爾登豪爾來說，四手聯彈的「共和」性展現出一種美麗的共同體精神。

然而，當摩爾登豪爾讚揚四手聯彈的美德時，這種演奏形式正逐漸失去流行。儘管這種實踐至今仍然存在（本文中引用的所有史丹佛學者都是四手聯彈演奏者），但人們已經不再像以前那樣對其抱有高度的興趣。

儘管如此，經常參加四手聯彈音樂會的道布表示，看到兩人在一個鍵盤上演奏「會帶來一種令人驚訝的親密感。」

「還有哪種表演形式能讓觀眾問自己：‘我應該在這裡看這個嗎？’」